作为私法的民法，它和公法在内容上有着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说，不会是由宪法派生出来，而是在民间社会自生自发形成的。

基于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法工委作为常委会工作机构并不能行使包括法规审查在内的实质性人大职权。在我国法规审查的语境下，违法法规被排除适用后，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法律进行判决，因此，无需中止审理。

57甚至宪法中设置的监督制度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机关的监督，也因受这种影响而经常表现得较为乏力。我国三类法规并列作为审查对象的背后则是复数立法主体。(三)以实体权力为基础的审查要求:在具体与抽象之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查要求权下放给五类主体，意味着对五类主体的信任。但是其启动往往还附加了特定的条件。15其中既包括宪法审查限制了民主，也包括宪法审查修正了民主。

总而言之，扩大解释的基础仍然来自于前述的审查背后的权力关系，即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一切国家机关的监督。于此应当补充，监察权也是一种重要的实体性权力，随着2018年监察委入宪，有必要修改《立法法》或以其他恰当方式将要求权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从而形成六类主体并存的局面。但是，对于仅具备主体因素的情形，是否启动合宪性解释就需要结合行为因素综合判断。

因为一旦将合宪性解释纳入传统解释方法的范畴，民法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就会变为常态，民法既有体系的自治性就难以获得保障，甚至会面临被宪法殖民的危险。遗憾的是，张翔提出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官义务的问题，但并没有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底。[16]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吴越、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46]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1677号民事判决书。

当进行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时，宪法需要融入其中。目前，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官义务的问题。

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设定将促使合宪性解释理论体系作出相应调整。有关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研究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横向上可以延至刑法合宪性解释、行政法合宪性解释等其他部门法合宪性解释领域，纵向上可进一步追问合宪性解释的规范条件、合宪性解释的解释规则以及作为合宪性解释理论基础的宪法客观价值秩序等问题。（一）从特殊到一般的解释方法 合宪性解释作为解释方法具有特殊性，在我国学术界具有普遍共识。[13]这似乎表明，在我国的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对于是否适用以及何时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等问题的判断都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43] 《关于法院对不平等民事契约之内容审查之宪法要求之裁定》，李惠宗译，收录于我国台湾地区最高司法机关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集（五）》，台湾文瑞印刷文具公司1994年版，第393页。[34]上述裁判思路的差异在于，民事法院仅仅是在民法规范体系内部解释善良风俗条款，宪法法院则认为民法善良风俗条款需要依据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加以解释。[55] 参见前引[16]，魏德士书，第286页。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并不必然得出潘石不构成侵权的结论。

宪法价值源于对宪法规范的理论抽象。对于如何在法律规范的多种解释方案中做出选择或排除，宪法发挥了判断标准的功能。

司法机关既不能直接创制规则调整社会关系，也不能积极采取行政措施对社会生活加以干预，而只能在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法院之后根据法律作出裁判处理。[33] 前引[16]，魏德士书，第321页。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合宪性解释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还具有宪法适用的性质。（三）公共利益事实 前文主要是从民事争议主体的角度对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进行分析。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15] 前引[3]，黄卉文，第289页。合宪性解释就是一种常规的、一般的解释方法，可以作为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一种形式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加以运用。杜强强：《论合宪性解释的法律对话功能——以工伤认定为中心》，《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

合宪性解释的法律适用性质决定了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设定的正当性。[4] 代表性的研究文献，参见杜强强：《论民法任意性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以余丽诉新浪网公司案为切入点》，《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与国家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同，司法权天然具有消极性和被动性。究其原因，这与学界对合宪性解释的宪法适用性质缺乏清晰认识、对合宪性解释宪法实施意义的严重低估直接相关，也与宪法同其他部门法研究的严格划界密切关联。

有学者以合宪性解释不属于宪法解释为由承认普通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权（参见前引[3]，张翔文），有学者则在区分法院解释权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终解释权意义上承认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权（参见前引[3]，黄卉文。带有国家行政权事实特征的民事案件，是指案件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同国家行政权的行使或享有行政权的行政主体存在一定关联的民事案件。

宪法既是规范体系，也是价值体系。[2] 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51页。宪法调整对象和理念的特殊性决定了宪法调整方法的倾斜性，其侧重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宪法是限权法也是保权法。

这种社会强势主体对其他私主体具有的事实上的支配力，可被称为社会公权力。应当看到，宪法适用才是合宪性解释的核心和实质。

如果法律规范的多种解释方案中存在某个更加符合宪法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就将被确定为最终解释方案。[38] 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批判》，《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56页。

网络删帖服务条款尽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因其影响到了公共利益，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本案中的运用便具备了合理性。但是，合宪性解释绝非普通的法律解释方法，更不能仅从法律解释方法的角度加以认识。

（二）从裁量到羁束的法官义务 强调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性，是忽略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必然结果。这些社会公权力主体与其他私主体在形式上处于平等地位，却可能凭借明显的资源优势对其他特定或者不特定多数的私主体形成强制或支配。在运用合宪性解释进行裁判的案件中，裁判结果乃是宪法和被解释的部门法共同作用的结果，宪法构成案件裁判依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民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名义上属于私主体，但其实施的民事行为与行政权主体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以至于视其为纯粹的民事主体明显欠妥，需要通过合宪性解释对该类民事主体的行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公法约束。

一般而言，国家权力主体或者社会公权力主体实施的行为往往涉及公共利益，法院在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这两类案件时，也会相应提及公共利益。[27] 前引[3]，黄明涛文，第288页。

在民法合宪性解释中，民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更加依赖事实条件的设定。[25] 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

[9] 参见前引[3]，张翔文，第116页。一方面强调合宪性解释应当作为法官的义务，另一方面又承认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可以被自由裁量，这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判断，实际上是在缺乏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之设定时的无奈选择。